IMF驻华副代表李鑫：变异病毒来袭减缓了亚太各国复苏脚步
编者按
12月8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处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联合举办的“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以线上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IMF驻华副代表李鑫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变异病毒来袭减缓了亚太各国复苏脚步”的演讲。他谈到德尔塔变异病毒导致各国复苏进程产生差异。目前，亚太国家面临着美国货币政策收紧超出预期等诸多风险因素。对此，在财政政策方面，各国要尽可能延长财政支持，并为优先支出项目创造财政空间；货币政策方面，应密切关注金融风险以及支持企业重组；贸易政策方面，要降低新兴市场国家的高非关税壁垒；此外，亚洲国家控制碳排放也会带来较大的积极影响。
以下为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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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塔变异病毒导致各国复苏进程产生差异
图1显示了各国新增病例发展状况及疫苗接种状况。今年4-5月德尔塔病毒席卷亚洲印度和东南亚等国，这波疫情增强了一些国家施打疫苗的紧迫感，消除了一些国家民众对疫苗的恐惧和疑虑，各国施打疫苗的速度在这之后都有所加快，但施打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亚太国家和域外国家的差异。与域外国家相比，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施打疫苗效率均较低；在亚太地区内部，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施打更快；在所有的国家，中国的施打率遥遥领先。截止目前，中国国内已施打超过25亿支疫苗，完全接种率将近80%，同时根据估算，中国出口和援助其他国家的疫苗超过了14亿支。
疫情情况和疫苗施打率的差异导致各国经济复苏的差异。图2列举了典型的经济和社会流动性指标来分析这种差异。左图是以google大数据分析各国人员和生产生活活动流动性指数，以2019年疫情前的状况为基准，亚洲大多数国家直到现在还未恢复到疫情前的社会流动性水平。中间的图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PMI，各国PMI的恢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PMI在2020年4月从疫情第一阶段走出来时就得到了恢复，之后发生多次大幅波动，特别是今年以来，这主要是因为各地疫情出现反复。其他国家从2020年第四季度陆续回升到了50荣枯线以上，但由于德尔塔病毒的出现，PMI重新回到了收缩的区间。右图是IMF对各国GDP增长预测的修正，相比于今年4月份的预测，一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好于4月份的预期，也有一些国家弱于当时的预期，这和这些国家疫情严重程度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图3的左图中，我们把行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础性的行业，包括农业、公共事业、运输、交通、公共行政；第二类是社会性接触密集型的行业，主要是指批发零售业、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第三类是不可以远程工作的行业，主要是指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疫情对这三种不同性质行业的生产的影响不同。右图是按年龄组别划分的失业率的变化，年轻人（18-24岁）失业率自疫情以来上升速度是最快的，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别失业率的上升程度。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带来的不仅是短期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可能还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长期负面影响，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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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来的金融环境较为宽松
疫情以来的金融环境基本是比较宽松的。从图4的左图来看，亚洲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发展中亚洲国家的美元收益率和发达亚洲国家美元收益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差。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也反映在了资本的跨境流动上，主要分成三个不同的时间区间（右图），在疫情爆发初期，人们的恐慌情绪导致了对一些亚洲国家资产的抛售；之后随着初期恐慌情绪逐渐缓和下来，跨境资本流动也趋于平稳，其中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接下来一个时期，资本有净流入现象。但资本流动的变化趋势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中国、印度、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从净流出到净流入的趋势明显不同，这反映出投资者对不同国家从疫情中恢复的信心是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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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上涨幅度较大，CPI上涨较慢
从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看，图5中左图体现了大宗商品价格在疫情恢复期明显上涨，推升了各国生产者物价指数的上涨。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中，全球供应链紧张体现了短期内全球供需之间的错配，更深层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处在全球供应链的不同位置，他们从疫情中恢复的速度是不均衡的，可能和各国施打疫苗的速度和政策刺激规模的差异有关。
中间的图展示了集装箱价格指数飙升的情况，这反映了全球供应链面临的短期问题；从亚洲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集装箱的价格上升速度是最快的。
右图显示了亚洲各国的通胀情况。虽然各国生产者价格指数都快速上升，但是PPI传导到CPI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这也给各国的货币政策留出了一定空间。
4
对亚太地区各国增长的展望
图6是我们对主要亚太地区国家增长预测情况。我们预测2021年亚太地区实际GDP总增长率是6.5%左右，相较于我们4月份的经济展望下调了1.1个百分点，但是亚太地区仍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区域内部不同国家间的增长也存在着一定分化，在高科技出口国充分利用有利的外部需求和宽松金融条件的情况下，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从疫情中的恢复产生了分化，同时服务贸易出口国比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国、以及财政政策有限的一些新兴和欠发达经济体，他们的增长速度较为滞后。
图7主要反映了疫苗施打率低的国家，IMF对其增速下调幅度也是最大的。相较于其他地区，我们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下调幅度也是最大的。在我们对一个国家增长预期调整的原因中，除了疫苗接种率之外，一个国家的政策空间也是重要因素。发达国家政策空间比较大，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短期及中长期预测中的“疤痕效应”就较小。
“疤痕效应”的大小除了跟一个国家是否是发达国家有关之外，也和一个国家其他特性相关（图8）。一个国家在疫情期间财政支持力度比较小，或者这个国家严重依赖于旅游业、疫苗施打率非常低，以及在其他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封锁措施特别严格，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加剧中期“疤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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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战略的经验教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疫苗战略是决定一个国家从疫情中走出的速度和稳健性的重要因素，它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图9左图罗列了影响一个国家疫苗推出最主要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累计的病例数、对疫苗采购的水平、社会公共健康指数、这个国家是否在本国有能力生产疫苗以及一国民众对疫苗的接受程度，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一个国家疫苗的推出。
截止2020年底，亚太地区疫情表现优于其他大洲（右图），可以看到亚洲在2020年疫情表现非常好，但这有一个负面效应，即会导致一些国家自满的情绪以及拉低采购疫苗的积极性，进一步导致2021年以来亚太地区很多国家受到了下一波疫情的袭击，以及原来表现较好的一些国家在2021年出现了破防的情况。
图10反映了疫苗效率。左图证明了疫苗的有效性，这里的有效性不光是指疫苗可以降低感染率，而且还可以降低重症率，从而降低对ICU病房的挤兑，为一个国家公共医疗系统赢得了喘息的机会。疫苗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疫情也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个国家的初期疫情越严重，疫苗对疫情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同时在施打疫苗之外辅以比较严格的管控措施，也会增强疫苗对疫情的抑制作用。
图11显示了疫苗对经济指标的影响，一个国家施打疫苗速度（相对于预期）越快，对经济活动就有一个明显而显著的正向影响。
疫苗施打也有很大的正向溢出效应。疫情是世界性的，在所有国家都安全之前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绝对安全。图12左图反映的是德尔塔病毒达到累计新冠病毒数50%所需要的天数，可以看到它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右图说明如果一个邻国施打疫苗速度比较快，对于本国的疫情和经济活动的恢复也有显著的正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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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一是美国货币政策收紧超出预期的风险，这可以从美国十年国债利率期限溢价走势看出（图13）。基于历史数据实证研究，我们认为，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将对发展中国家GDP和投资产生统计上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右图显示了对于不同的经济体，这种负面影响可能是短期的，也有可能随着时间被逐渐放大。
二是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将带来全球金融条件的收紧，这会对不同状况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决策产生差异性影响。图14左图显示了杠杆率高的企业比杠杆率低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影响，美元债占比较高的企业比占比较低的企业更受影响，规模小的企业比大企业更容易受到影响。从国家层面来看，右图显示亚洲大部分国家的负债率在过去十年都有很大的上升。在金融条件收紧的情况下，其负面效应会在杠杆率和外汇债务比较高的国家被放大。
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区有所增加，但政府债务水平也有所上升（图15）。
三是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削弱和重组也会给一些外向型国家包括一些大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额外风险（图16）。全球价值链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当中；疫情给全球价值链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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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在财政政策方面，从这场疫情中可以看到短期财政刺激和中期财政可持续性是一对矛盾，每逢大的危机发生时这对矛盾就会凸显出来。在疫情期间以及经济恢复企稳前，要尽可能延长财政政策支持，并为优先支出项目创造财政空间，同时不能忽略中期债务可持续性。
在货币政策方面，很多亚洲国家的实际通胀水平还在目标范围内，这为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一定空间，与此同时，要密切关注金融风险并支持企业的重组。
在贸易政策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比较高的亚洲，减少一些非关税壁垒将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红利。
在全球气候和减排方面，在全球排名前六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亚太地区占了4个，在减排方面亚洲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人们相对容易忽视的一点是各个国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现在提出的减排是为了减缓温度进一步上升的速度，但我们应该看到，大气温度相对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水平已经上升了一部分，由此导致的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将长期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加强各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应该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图21中可以看到，各国的适应能力差异明显：发达国家的适应能力强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强于低收入国家。在增强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气候适应能力的同时，也应该着力避免由于短期政策的反复对全球气候环境造成进一步破坏，避免产生恶性循环，这是各国政府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整理 杜欣泽、王诗
编辑 徐诗惠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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